• 关于煎熬中的温州:是谁抽掉了实业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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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网站建设团队讯)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名城,为何在金融改革试验实施一年后,企业状况没有好转反而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温州是当前实体经济困境的一个切片。这不是你读过的那些老故事,当地人说:“我们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难的时刻。”
     
    煎熬温州:是谁抽掉了实业的血?
     
    危机来了吗?
     
    对于不少在高利贷崩盘、楼市腰斩、担保链危机中煎熬了两三年的温州人来说,危机已经不再是出版物上的名词,而是生活中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现在温州企业家的生命是以小时算。”温州乐清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说。两年以来,由于担保贷款链上的其它企业接连出问题,精益电气作为互保的关联企业不得不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资金持续紧张,陈已心力交瘁。在温州乐清,据说已有15个互保形式的担保贷款链浮出水面,每个链条上都绑着十几乃至几十家企业。
     
    整座城市都被债务的愁云笼罩着。
     
    自2011年9月,“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大白天下后,两年间跑路潮已平息,但危机在持续发酵。债务链条已从民间高利贷蔓延到了银行。2012年12月,温州庄吉集团自曝涉及几十家企业、高达300多亿的银行担保债务链条,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担保链已经把温州拖向了另一个危机。至今,没有人能说清到底有多少企业卷入了互保链危机。而受到波及的也大多是资质相对良好的企业。
     
    这个流火的夏天,在有些人的感受中比最冷的冬天还冷。
     
    夜幕降临,温州主城区能看到很多灯光疏落、入住率不足的小区,温州人巨大的财富就沉淀在这些没有生机的建筑物上。过去两年,房价普遍下跌了30%,部分腰斩,而下降的趋势至今没有扭转。
     
    制造业元气大伤。只要到温州乐清黄华港看看那些成片废弃的船厂,到永强看到那些停工或者半停工状态的皮革厂、制鞋厂、钢管厂,你就明白,欣欣向荣只是这里的往事。
     
    商业凋零。最繁华的主干道温州车站大道,曾经抢手的商铺现在供过于求,租金下降了1/3;在永强最繁华的罗东大街上,每10家店铺大约有3家关门或者转让,附近的几条小街上,关门的酒行、餐馆也随处可见。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连温州最大的公司正泰集团也裁员20%,大批外来人员返乡。夏日曾经熙熙人流、大排档满街的景象已不再。
     
    2013年7月,1400对夫妇在温州民政局登记离婚,史上最高;温州法院的经济案件堆积如山,仅仅7月份就有2000多套登记拍卖的银行抵押房产。温州民间的信任度,也跌到了历史性的低谷。
     
    如果说把温州正在发生的一切称之为经济危机,缺乏学术意义上的严谨性,那么至少它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2008年、2009年的东莞,也敲过这样的警钟。1/3的卖场关门,工厂订单锐减,人口从高峰的1400万锐减到1000万以下。由于国外市场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从2008年起大量企业迁出东莞,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一个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一个是世界工厂,温州和东莞都代表了经典的中国发展模式。它们是中国最市场化的区域,也是最敏感的部位。它们相继遇到问题,并非偶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靠廉价劳动力、破坏环境和低端制造支撑的中国高速发展模式触到了天花板,转型升级已经开始。
     
    如今,温州、东莞所遭遇的困境,集中呈现了中国制造业转型中所遭遇的惨烈阵痛,其与金融改革、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交织在一起,更让温州这个城市以及众多企业主的命运充满悲情。那些盛极一时的眼镜、打火机、造鞋品牌在一个个倒下,或陷入无法自拔,这些都是建国以来前所未遇的。
     
    在温州,传统制造企业的老板们向本刊记者痛陈经营惨状、指责银行冷血、抱怨政府无力,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衰落甚至被淘汰的命运或许已经无法挽回。无论政府、企业主自己还是扭曲的金融生态,都只是其中的一个错误。
     
    改革开放30年后,东莞、温州所代表的“低端锁定”模式注定将退出主流舞台,而他们就是这场“浩劫”中涅槃重生的煎熬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要面临的问题。高利贷、房地产泡沫和实业不振,在中国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神木、鄂尔多斯的高利贷已经崩盘,三四线城市没人住的“鬼城”频现。
     
    本刊关注温州当下所经历的这场严重危机,探讨其来龙去脉,恰恰是为了让政策制定者思索,在不可逆的制造业升级大趋势下,如何让一个制造业城市和那些紧紧附着其上的企业重新焕发活力,而不是任由资金从实业向高利贷、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流动,从而酿成更多的灾难。
     
    “有时候想,温州如果这次真的败了,那就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出了问题。”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黄发静说。温州的问题,从温州本身只能找到一部分答案,更应该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大环境去寻找。
     
    恐惧
     
    “什么时候是个底我们不知道,这个才是最心慌的”
     
    “天崩地裂,血流成河。”
     
    回忆起这两年的经历,曾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心有余悸。“温州这些玩钱的人,10个里面能有1个跑出来就不错了。”在温州有一种说法,“老高(放高利贷的)80%破产”。在温州高利贷重灾区龙湾永强,一些富裕的村庄把全村的钱都交给二三个人去放高利贷,现在这些财富化为乌有,几乎回到了20年前。
     
    2010年5月,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高达6分(年利率72%)时,方培林已高度戒备,“6分利是崩盘的前兆。”3年前温州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其它地方上演。2013年,他在贵阳、成都等地做讲座时,发现这些地方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到了6分。“我跟他们一再强调防范风险,也许就是一天,也许就是一个小时,(对高利贷者)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几乎全军覆没。2013年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在圈内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担保协会会长。在此之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已有6个被捕,他们都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下40家会员企业。“今年可能还要死掉六七家,现在有业务的公司很少。”协会的一位秘书长说。
     
    在温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炒房团”也几乎全军覆没。房价如果没有涨,对炒房团而言就是亏,因为很多人是借钱在炒房,而利息是每月都要付的。“越是曾经炒房赚得多的人,就越敢放大杠杆,死得就越快。”一位温州的开发商说。
     
    债务不堪重负之后,抛售房产、快速回笼资金是首选。但一旦集中抛售出现,价格又会下跌。2011年秋季,温州房价开始暴跌。最具标志性的绿城广场,从9.5万元/平方米跌回到了开盘价4.5万元。机场大道上的富人区香缇半岛、中梁府等项目从每平方米六七万元跌到了3万元左右。除了这些明星楼盘外,普通的楼盘价格也下跌了30%左右。
     
    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刚需的支撑下,温州的楼市似乎是稳住了。“很多人认为是触底了,但是现在感觉又要往下走。”上述开发商说,所有的人都想尽快回笼资金,以量换价在所难免。与此同时,房子的供应还在增加。据一位接近温州市法院的人士透露,2013年7月,温州法院进入司法处置程序的房产已经有1.8万套,按每套平均100平米算就是180万平米,这已经是温州2到3年的新房供应量。这些注定要低价处置的房产,对温州的房价会产生可怕的影响。“什么时候是个底不知道,这个是最心慌的。”
     
    而房价一旦下跌,就意味着银行抵押贷款的额度会下降。每次房价下跌对那些资金链紧张的企业来说都是一场劫难。
     
    然而,心里最没有底的还是像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这样被担保贷款链条困住的人。
     
    精益集团曾是温州的十大电气企业之一,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11年以来,精益的3家互保企业相继跑路或倒闭,它先是为互保企业代偿了3200万贷款,然后又被两家银行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原本承诺的1990万元贷款。
     
    精益电气还面临一种更可怕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贷款是1.7亿,明年就是2亿,后年就2.5亿。这里面一个是利息,还有就是互保的那些企业,如果慢慢都出问题,那就越来越大了。”每一家担保企业的背后都有层层的担保圈。他甚至呼吁政府要尽快拿出一个有力度的方案,把互保链上的资可抵债的企业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分
添加时间:2013-09-12 点击次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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